2015年，我国GDP为67.6万亿元;全年进出口总值24.59万亿元，下滑7%;全年CPI同比上涨1.4%;2016年1月，PPI同比下滑5.3%，已经连续47个月下滑;去年，我国能源消费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，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继续加大，实际上已处于“寒冷”之中，经济运行状况给宏观经济敲响了警钟。

　　“当一片林子里有一只鸟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死掉的时候，我们认为这个林子总体是正常的;但当林子里大量的鸟先后病倒或集中死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该考虑是否是林子中的空气、水或食物出了问题!”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与出现的问题时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通威集团董事局刘汉元主席用了这种形象的表述。

　　当前企业发展面临诸多共性问题

　　1978年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排世界第15位，从当年奋起直追到2006年超过英国，2007年我们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，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。2015年美国GDP约为17.87万亿美元，我国GDP约10.42万亿美元，约占美国的60%。但是，伴随我国经济增长，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，于是大家开始讨论“经济过热需要踩刹车”、“需要转变增长方式”等问题，并一度成为社会热点。

　　在刘主席看来，确保我国经济环保、生态和绿色发展的思路是对的，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选择和必由之路。但是，一旦我们真把速度降下来，许多发展问题又会集中暴露出来。比如，前两年，全国雨后春笋般成长起大量小额贷款公司，但时至今日已绝大部分出现问题，难以为继。

　　刘主席强调，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共性问题，仅靠企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，宏观环境对企业的总体影响比其他问题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，更需要从宏观环境层面整体来解决。在此背景下，新常态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影响和启发。我们理解，新常态事实上是在资源快速消耗、经济飞速发展，各种弊端和毛病快速出现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阶段，是一个发展时期的分界点，我国经济也由原先简单的注重“量”的时代，步入了以“质”为核心的全面提升和转型期。但是，无论“老常态”还是“新常态”，企业大批、集中关门或倒闭终究不是一种“正常态”。

　　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三点思考

　　关于如何让我国经济在“新常态”下发展得更好，刘主席有以下几点思考：

　　其一，要客观看待产能过剩。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具有的客观自然属性，一味地去事前防止或事后清理，都会大量增加社会审批、管理成本，仍然会反复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很多时候产能的重复和过剩会倒逼企业的创新和进步，从而换来企业对用户产品和服务附加价值的大幅提升。

　　其二，要正确认识“小政府大社会”。我国政府提出尊重和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，这是非常有前瞻性且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做法。但是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，其中包括媒体未尽到正确舆论监督和引导的责任，一些社会大众也随之起舞，一遇到什么情况就批政府监管不力，导致政府想放放不下去，最后根本不敢放。因此，大家应客观理解政府职能及某些效率不足或瑕疵的问题，社会和媒体应适当容忍一部分社会问题的客观性。这对于我国政府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整个需求侧、供给侧方方面面的改革都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。因此，新常态下的中国，仍然或更加需要“小政府大社会”，还社会活力和动力，这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形成的广泛共识，也是媒体和舆论应有的导向。

　　其三，要理性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。我国从1980年开始至今，除1993、1994年有段时间年度通胀达到20%—24%之外，通货膨胀率基本都控制在5%以内。因此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从货币供应和调控的角度讲，CPI许多时候应该被当作一个正面伴生的指标去理解和匹配，甚至可以说，一定的通货膨胀在很多时候就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，而非洪水猛兽。今年1月，我国PPI在去年同期已经为负的基础上持续加速负增长，再次下滑5.3%，创造了连续47个月为负的历史;同时PMI指数49.4%，低于50%的临界点。同时，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越发加重，就像1992年以后的日本，固然有日美“广场协定”签署的影响，但问题的核心，还是在于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动力、活力的缺失和创新的减弱，社会需求也因人口的老龄化而大大减少，而使经济长期失速!